學校的音樂教育,在台灣是斷掉的。大部分的台灣人中止於小學的直笛或是口風琴,我猜70%以上的台灣大學生還是不會看五線譜。
瑞典在1960年代,出了一個政策讓全國學生都可以選一個樂器,國家買單。管樂、弦樂、打擊都可以。這個全民玩音樂的社會主義政策,造就了瑞典成為世界音樂第三大出口國(僅次於美國跟英國)。
日本大學生中,有25%玩過管樂。管樂是中學的音樂教育,順便也變成一種團體的群育教育,美國更是與啦啦隊、足球中場表演這種嘉年華結合。日本人你隨便問一下,年輕時吹過個什麼豎笛、小喇叭的很多。後來成人就會有很多社區樂團,不一定是管樂團,交響樂團也需要管樂。
台灣比例大概是日本的一半,台灣音樂班的音樂教育,創造一大批老師,這些老師除了私教鋼琴小提琴外,有些修管樂的就帶上了管樂團,助推了2000年之後這段的發展。
目前台灣大約有600個的管樂團,管樂人口估計有20萬人(我認為更多),亞洲目前印尼、泰國、越南都快速崛起,中國大陸之前也很蓬勃、香港跟新加坡水準高。台灣是介於中間,深度廣度都還不錯。
日本美國之所以管樂蓬勃,是因為它們認為管樂是教育,不是技術。不只是音樂教育,還是一種群育,也是素質教育。台灣在進入中學後,因為過度重視課業,這段教育是嚴重缺失的,反而透過一些零星的社團補足這塊。
管樂教育的內容太多了,除了自我提升與自律之外,還要能與他人合作,通常參加過管樂隊的人,在出社會後會展現更好的團隊力、抗壓力與領導力,這些在范家銘教授的文章中有更詳細的闡述。
台灣因為中美斷交,外交空間一片哀嚎,後來美國另外強化與台灣關係,台灣就利用北一女為首的儀隊,當成外交聯繫的青年紐帶。本來很多學校自己的樂隊都只是一些愛音樂的人弄管樂社(很多感覺還蠻地下化),後來因為這個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解嚴版本出現(類似童軍社),讓管樂隊逐漸壯大,並跟儀隊結合,形成一個學校榮譽,並且政治正確的選擇,建中當年也受到這樣的壓力將管樂社改制為校隊類型的樂隊,並選擇成績好的同學參加為國爭光。剛好這時回國音樂老師的人才增加,也找到一個工作與發揮的出口,帶動了更多學校樂隊的蓬勃發展。動輒百人、二百人樂隊,當時蔚為風景,也是許多學校對外行銷、對內凝聚的校譽承載器。
但樂儀隊還是包袱比較重,因為台灣集體意識上認為玩音樂不是正經的,只有學業好的有資格玩,所以尤其像早年建中北一女的樂儀隊總是讓人覺得是特殊階級,又要品學兼優,又要身材臉蛋,這背後有模範青年軍的底層潛意識。
建中1992年改制成樂旗隊是一個特殊的美麗事件,這當中主要驅力不是老師,不是學校,而是學生的自主意志,這樣的動機發展出一個自生的榮譽體系,是為自己,而不是為家國而戰,形成了建中樂旗隊不同於其他學校由老師或是教練驅動的特點。後來能經常出國世界比賽冠軍的,只有建中,其他學校有些好手會過來組聯隊,這點非常珍貴與特別,事實上也值得當作台灣教育史上的一個研究片段。這是自由意志,是脫離集體意志的真實例子,展現在台灣國際空間掙扎史的一隅。
日本橘高校以及日本當地無數厲害的學校,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處理好我們這些高中樂隊在處理的集體意志v.s. 個人意志的問題,音樂水準更是因為整體音樂教育水準高,團員能力強,所以技術面更加游刃有餘。坂本龍一是參加抗爭的音樂家,音樂與政治其實一直沒有離開,台灣要走的路還很長,樂旗隊只是邁向現在化國家觀察的一個小面向。
台灣跟日本音樂的素質,差距本來就很大,這點我們就先不去比較。橘高校來,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青年自由意志與青春,如何展現,那些日本女孩的笑容,不是教練逼出來的,是為了做自己而開心表演所呈現的,這就是我們看橘高校中最美麗的亮點,這是我們最值得跟她們學習的。
儀隊的槍,變成旗隊的旗,這中間,可是很大很大的一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