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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銀行AI調查加速,台灣不能只接收降本數字

文/李逸元(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計算機科學組博士;累積逾三十年跨海峽兩岸之研發與專業諮詢經驗,目前擔任多家企業之顧問,近年亦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學院及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兼任授課,開設科技風險管理相關課程,持續結合產業實務與學術研究,投入專業人才培育。) 蕭國振(具刑事司法實務經歷;現為法律學系博士生、大專院校兼任講師,具法學與工學雙碩士學位)

        2026年10月28日,印度《經濟時報》旗下ET CIO刊登ANI報導,引述麥肯錫研究指出,銀行運用代理型人工智慧重整交易監控調查流程,所需人工作業可望減少三至五成。這項消息除了帶來成本下降的想像,更提出經營課題;當資料蒐集與報告準備加快,調查人力與工作方式應如何重新配置?

麥肯錫同期發布兩篇文章,分別整理歐洲銀行的金融犯罪防制部署經驗,以及交易監控應用,後者還納入了德國商業銀行的具名訪談。這些材料提供值得比較的作業模式。AI開始串接資料蒐集、證據整理、分析與報告草擬,人員轉向判斷、處理例外與監督系統等工作。

對台灣金融業而言,海外研究的意義,應從成果成立的條件看起。本地銀行的資料品質、既有系統串接能力,及覆核與驗證資源,都會影響導入效益。三至五成的工作量差異適合作為比較起點,卻不能逕作縮減人力或提高結案配額的依據,更非銀行全部防制洗錢成本的減幅。

當海外效率數字進入國內採購與預算討論,銀行就需要求供應商說明估算基礎。哪些步驟減少人工,哪些工作移到覆核端,計算是否納入系統監測與改善成本,都應攤開檢視。否則,採購時看見的是節省工時,上線後增加的卻是驗證與維護負擔。

更深層的改變在人才配置。麥肯錫交易監控篇指出,資訊人員的工作將轉向代理、平台與資料串接,品質控管人員的責任更重視系統監測及改善。受訪的德國商業銀行主管強調,領域專家須參與提示設計與應用改善,而傳統由業務部門提出需求、資訊部門交付系統的分工,需要隨之調整。

這對台灣銀行產生的衝擊,超越增聘AI工程師這種單一做法。熟悉交易與洗錢風險的人員,需要辨識模型的證據缺口;資訊人員需要理解案件流程;而主管須掌握自動化的適用範圍。單純採購系統,缺少訓練與職掌調整的整體配套考量,海外經驗便難以轉化為本地能力。

人員考核方式同樣須檢討。報告產出雖然加快,也的確有助於消化積壓,但處理件數增加,無從單獨證明風險辨識能力提升。假設AI完成資金流向分析,認為異常獲得合理解釋,建議關閉警示,覆核者仍然需要看到判斷來源,以及未解決的矛盾。若只有流暢摘要,人員便得重新調閱資料,前端省下的時間轉成後端負擔。

管理階層若因系統上線同步提高結案配額,覆核人員便面臨更大的時間壓力。風險來自作業速度、證據呈現與覆核資源失去配合。基層承受更多工作及說明壓力,管理階層原有的監督責任卻未因此移轉。

海外研究值得借鏡之處,正是如何避免這種落差。依麥肯錫金融犯罪防制篇的原則,該組織將開始流程改告工作為授權界定、流程拆解、可重用資產建置、表現驗證、人工監督與系統監測等六個環節。各項工作應隨專案共同推進,避免等到模型完成後,才請法遵與資安補上控制措施。

授權首先要具體。整理金流、提出風險建議與核准關閉警示,涉及不同的作業權限及決策責任。拆解流程後,匯率換算、金額加總與格式檢查,交由可靠的程式處理;跨文件證據整理與報告草擬,再評估代理的價值。政策、範本與共用工具須管理版本,避免各部門重複建置,或對相同要求產生歧異解讀。

驗收須超越答對率。系統是否漏掉不利證據、把推估寫成事實,或以合理敘事掩蓋資料缺口,都會影響調查品質。麥肯錫強調事實準確性、跨次執行一致性與具體的人工監督。對台灣銀行而言,這些內容比單次展示成功,更適合作為試辦與採購驗收的參考。

台灣具備制度基礎。金管會2024年發布的《金融業運用人工智慧(AI)指引》,提供治理、驗證與人工監督的參考。指引雖屬無拘束力的行政指導,銀行既有的內控及委外監督義務,並未因使用AI而免除。而《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7條,明定董事會對確保建立及維持適當有效的內控制度負最終責任。導入如涉及作業委外,《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第4條第3項,要求金融機構負最終責任,確保專責及相關單位具備充足資源、專業與權限。委託供應商提供服務,銀行仍須保有監督能力。

上述規定要求銀行建立有效的治理與監督安排,個別誤判的法律責任,則須依職掌、行為及具體缺失判斷。銀行需要交代誰核定代理權限、誰能要求停止,以及問題發生後如何改善。業務、法遵、風管與資安應及早協作;內部稽核得在維持獨立的前提下提出控制建議,避免擔負建置與營運責任。

海外案例提醒台灣,效率收益值得重新投入防制能力,這在許多台灣企業主的看法原本都不太重視。麥肯錫交易監控篇建議,部分生產力增益應用於系統監控與管理;德國商業銀行受訪主管指出,資料整合加快,讓團隊獲得更多時間進行判斷與深入分析。節省的人力如何配置,本身就是轉型的重要決策。

海外經驗對台灣金融業最值得帶來的改變,在於重新檢視採購條件、人才培育與績效設計。交易監控調查所需人工作業可望減少三至五成,成效須在本地資料與流程中驗證。若技術紅利全被更高配額吸收,銀行縱使提高產量,仍須證明審查品質未受侵蝕。願意將部分節省工時投入高風險案件與系統監督,才有機會把海外的效率成果,轉化為台灣的防制能力。